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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古論今
“四大名著”由來已久?錯了
點擊: 78819   發布時間: 2020-09-26

“四大名著”由來已久?錯了

 歷史永在求真之路,所以必有真偽難辨之時。《短史記》欄目旨在去偽存真。您在讀史之時,若有心存疑惑之處,不妨致信newshistory@qq.com告訴我們,我們將盡力為您解答。

1949年之前,沒有“四大名著”之說

在中國,用“四大名著”指稱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,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常識了。鮮為人知的是,這個常識從建立到流傳,至今不過數十年而已。

古人有把若干個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,冠上一個總稱的習慣。比如明朝時,王世貞將《史記》《莊子》《水滸傳》《西廂記》列為所謂“宇宙四大奇書”,馮夢龍又把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金瓶梅》稱為“四大奇書”。到了清朝,金圣嘆評“天下六大才子書”,包括《莊子》《離騷》《史記》《杜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廂記》。研究白話文學史的胡適則說,“吾國第一流小說,古唯《水滸》《西游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紅樓夢》四部……”這幾種說法中,沒有一個同時列出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這四部書。

簡言之,1949年前,并沒有“四大名著”這一說法。

金圣嘆所評“第五才子書”《水滸》金圣嘆所評“第五才子書”《水滸》

1949-1966年,四本書印數很大,但仍沒有“四大名著”的說法

1951年,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,由馮雪峰任社長、總編輯。他上任之初,提出四項出版計劃,其中包括“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”。隨后,配有出版前言、注釋條目,并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《水滸(七十回本)》(1952年9月)、《三國演義》(1953年11月)、《紅樓夢》(1953年12月)、《西游記》(1954年6月)相繼問世。①

在《水滸》出版后,“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社論,各大學、中學、報館、圖書館、研究所,甚至一些演劇隊都紛紛邀請該書的責任編輯聶紺弩去做報告,北京舊書攤上早曾廉價拋售的古舊小說,價錢頓時提高了,人們普遍議論,‘看來共產黨還是需要過去的文化的’。僅僅《水滸傳》一書的出版,就改變了社會上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糊涂觀念……”②當時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的短評,名為《慶賀<水滸>的重新出版》。

這幾本書在當時能點校刊印,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。1953年7月,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的會議上,鄭振鐸轉達周揚的指示:“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說如《三國演義》《金瓶梅》等,全面地介紹出來,即重新出版。”但《金瓶梅》直至1985年,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點校版。《金瓶梅》被冷落,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,如其所說,“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不尊重女性。”③

依照相關統計,1949年10月—1966年4月,《水滸》印了267萬冊、《三國演義》印了646萬冊,《西游記》印了379萬冊,《紅樓夢》印了284萬冊,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。④由此可見,這幾部古典小說的出版,在當時確實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,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53年出版的《三國演義》,被列入“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”,并無“四大名著”之稱1953年出版的《三國演義》,被列入“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”,并無“四大名著”之稱

“文革”期間,這四本書被特許出版,漸有“四大著作”之稱

至“文革”爆發,圖書出版被嚴重影響,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部古典小說也在封存和不允許發之列。⑤針對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狀況,1971年7月,周恩來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做出批示,“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,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后悔,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閱讀,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么發展來的……把《魯迅全集》和《紅樓夢》《水滸》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干什么?這不是滑稽得很嗎……有些舊書可以重印,圖書館應該清理、開放。”⑥在這里,周恩來提到《水滸傳》和《紅樓夢》時,使用了“古典名著”這個詞。

得到風聲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說,“如今年能度過夏秋三關,到四史印出發行時,和傳說廿八種舊書解禁中《三國》《水滸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四大著作,為加點新注解供編注參考,倒比較近于實事求是。”⑦沈從文將這幾本書稱為“四大著作”,與“四大名著”的說法已比較接近。

不久后,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,中央要求各地書店投放《紅樓夢》《三國演義》《西游記》《水滸傳》,以顯示中國圖書市場的繁榮。然而,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、北京新華書店總共只存有這四部書3800多部,不敷使用。于是中央通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,將這些書向尼克松將要訪問的北京、上海、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、700部、400部,其他15個城市各發20—50部,并規定“只賣給外國人,不供應國內讀者”。⑧

這種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響。周恩來指示:“馬上通知上海、杭州,不能那樣辦,那樣辦是錯誤的。如果沒擺出來就不要擺了,已擺出來,賣光算了。”這幾部小說隨即重印,至1972年4月,《紅樓夢》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印了20萬部公開發行;到年底,這四部書共計印137萬部;1973年,《紅樓夢》又加印50萬部,依舊供不應求。1972年以來,內地還從海外進口了大量古舊書籍。以“四大著作”為例,僅1973年春節后半個月就郵寄6909部;1973年10月12日—20日郵寄11190部。⑨

1975年8月14日,毛澤東要求,對《水滸傳》“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,都要出。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。”15日凌晨,國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傳達的指示,很快北京、上海等各地,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《水滸傳》。⑩由于“書荒”的原因,“四大名著”幾乎成了人們的必讀書。在“1978—1984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”的調查結果中,位列前三名的是《紅樓夢》《西游記》《三國演義》,《水滸傳》排在第五名。

尼克松訪華,游覽長城尼克松訪華,游覽長城

及至80年代,“四大名著”的說法才流傳開來

上世紀80年代,“四大名著”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,如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《文學理論》一書中,說到“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,將紛紜繁復的生活事件……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。”1983年紅旗雜志文藝部編的《論文藝與群眾》中,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》,說到“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所以成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,同它們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典型是分不開的。”

使用“四大名著”名義出版這幾本小說,則是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,較早的有《漫畫四大名著》(長征出版社,1995年)、《中國古典四大名著(合訂珍藏本)》(海天出版社,1996年)等。進入21世紀,在名字上加冠“四大名著”的書,從小說叢書到研究論著,就更是汗牛充棟了。

簡而言之,“四大名著”這一說法是1949年后,伴隨著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這幾部書的大范圍傳播,才逐漸出現并深入人心的。也就是說,這幾本書被稱為“四大名著”,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是古典小說中水平最高的作品,只不過是因為種種原因,它們的讀者最多,而約定俗成罷了。

電視劇《紅樓夢》劇照電視劇《紅樓夢》劇照

注釋:

①《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總目(1951-2011)》,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,第109頁;②陳早春:《略論馮雪峰的編輯出版工作》,見于宋應離等編《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 第5輯》,第475頁;③《毛澤東談<紅樓夢>》,見于童慶炳等編《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新編(中)》,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,第1839頁;④⑤易圖強:《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系研究(1949.10—1989.5)》,博士論文;⑥方厚樞:《當代中國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會議——記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》,《中國出版史話新編》,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,第371頁;⑦《沈從文復史樹清》(1971年6月9日),《沈從文全集》第22卷,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,第515頁;⑧⑨⑩方厚樞:《古典小說名著出版史話》,《中國出版史話新編》,第152、153頁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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